往事如烟||开封大宋时期的古玩发展

戈壁大漠

宋代经济人文文化发展非常繁荣，宋朝时就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，古器成为当时价值不菲的商品。



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

据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，宋徽宗宣和年间，因皇家“尚古器”，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，“而好事者复争寻求，不较重价，一器有直千缗者。利之所趋，人竞搜剔山泽，发掘冢墓，无所不至。往往数千载藏，一旦皆见，不可胜数矣”。
     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也载：“世既知其所以贵爱，故有得一器，其直为钱数十万，后动至百万不翅者。于是天下冢墓，破伐殆尽矣。”为了发掘到古器，卖个好价钱，民间甚至刮起盗墓之风。
      按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，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“宿藏物”，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：“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，听收”；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“宿藏物”，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：“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，依令合与地主中分”；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，则要求送官，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：“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，依令送官、酬直”。这些立法规定，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。根据法条，“形制异于常”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，但一般的古器珍玩，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。
       张邦基在《墨庄漫录》中记述了一次文物交易：“宣和中，予客唐州外氏吴家。时襄阳府光化县村人耕穴一冢，得一器，类鼎而有盖，盖及鼎腹皆雷纹，中有虬形，两耳为饕餮，足为蚩尤，制作甚精。一足微蚀损，尚可立也。表舅唐悊端仲数金得之，以与舅氏顺图好古博雅，乃以归之。”而有的文物发现者为了规避“形制异于常者”法律条文的限制，甚至将出土的文物肢解后再卖出：“宋元丰二年夏，霖雨，安阳河涨水，啮冢破，野人探其中，得古铜器。质文完好，略不少蚀。众恐触官法，不敢全货于市，因击碎以鬻之。”
可惜我们未能从传世宋画中找到古玩交易的图像。倒是明代仇英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（辽宁省博物馆藏）画出了一家古玩商店、一个摆卖古器的街边摊。
   虽然仇英版《清明上河图》反映的是中晚明的城市生活，不过，证之文献，我们可以确知，宋代的城市亦出现了类似的古玩商店与摊子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，开封东十字大街的茶坊，“每五更点灯博易，买卖衣物、图画、花环、领抹之类，至晓即散，谓之鬼市子”；潘楼附近的集市，“每日自五更市合，买卖衣物、书画、珍玩、犀玉”；大相国寺也有古玩市场，“殿后资圣门前，皆书籍、玩好、图画，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、香药之类”。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也记载，“自大内和宁门外，新路南北，早间珠玉、珍异及花果、时新海鲜、野味、奇器，天下所无者，悉集于此”。这里的图画、珍玩、玩好、珍异、奇器，都是古董。



钱选《鉴古图》

     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小夫妻当时就经常跑到大相国寺“淘宝”，乐而忘返。这段美好的时光成了李清照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，多年之后，她写文章回忆说：“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，时丞相作吏部侍郎，家素贫俭，德甫（赵明诚，字德甫）在太学，每朔望谒告出，质衣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市碑文、果实归，相对展玩、咀嚼。后二年，从宦，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，传写未见书，买名人书画、古奇器。”后赵明诚果然著成《金石录》三十卷。
    由于宋代比较喜欢文化，文人雅士又比较喜欢风雅，所以宋代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。如：刘敞、欧阳修、夏竦、李建中、吕大临、王晋卿、李公麟、苏轼、米芾、赵明诚、贾似道、洪迈、赵孟坚、单炜……
    刘敞藏有“先秦鼎彝数十”；欧阳修“喜集往古石刻”；夏竦“性好古器奇珍宝玩。每燕处，则出所秘者，施青毡列于前，偃卧牙床，瞻视终日而罢”；李建中“好古勤学，多藏古器名画”；王晋卿“藏古今法书名画，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，以为胜玩”；李公麟“平日博求钟鼎古器，圭璧宝玩，森然满家”；米芾“遇古器物、书画则极力求取，必得乃已”；贾似道“广收奇玩珍宝”；洪迈“家蓄古彝器百种”；赵孟坚“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，遇其会意时，虽倾囊易之不靳也”；单炜“好古博雅，所蓄奇玩甚富，乃精于辨别，平生俸入，尽费于此”。



宋人《博古图》

大宋开封最著名的古器收藏家当属皇帝宋徽宗。大观初年，内廷“凡所藏者，为大小礼器，则已五百有几”；政和年间“为最盛，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，时所重者，三代之器而已，若秦汉间，非殊特，盖亦不收”；宣和之后，“则咸蒙贮录，且累数至万余”，“宣和殿后，又创立保和殿者，左右有稽古、博古、尚古等阁，咸以古玉印玺、诸鼎彝、法书图画咸在”。这完全是大型博物馆的规模。



刘松年《博古图》

    大宋开封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收藏呢？这里应该有时代思潮在推动的因素。
       我们知道，宋人心存“回向三代”的复古之志，同时又盛行疑古、疑经之风，文献经典的记载不再被宋人奉为金科玉律，他们更愿意将目光从纸本文献转向古代金石器物，以图发掘出比文献记录更真实的礼制原型。当宋人说起自己的收藏之好时，常常要极力撇清玩物丧志的嫌疑：“当天下无事时，好事者蓄之，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。……（我们收藏古器）非敢以器为玩也，观其器诵其言，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，如见其人矣。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，以补经传之阙亡，正诸儒之谬误。天下后世之君子，有意于古者，亦将有孜焉。”实际上，这正是后人设立博物馆之意旨所在。
       还有一大原因，为王国维所说：“缘宋自仁宗以后，海内无事，士大夫政事之暇，得以肆力学问。其时哲学、科学、史学、美术，各有相当之进步，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。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，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，互相错综。”有赖于社会的安定、商业的发展、生活的富足、文化的进步，收藏活动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
刘松年《西园雅集图》局部

       我们从描绘士大夫雅集的北宋李公麟（传）《西园雅集图》（中贸圣佳拍品），以及传为南宋刘松年摹画的《西园雅集图》、表现宋人文娱活动的李嵩（传）《听阮图》（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、反映消暑生活的宋佚名《消夏图》（苏州博物馆藏），都可以找到士大夫把玩、欣赏书画古玩的画面。



宋佚名《消夏图》

换言之，宋朝士大夫玩收藏，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，是士人生活的格调展示。他们在休闲、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，往往都会陈列古董，以供品玩。宋代最著名的一次文人雅集，当属王晋卿发起的“西园雅集”，据称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李公麟、米芾、晁补之、张耒等名动一时的名士都参加了，王晋卿还邀请李公麟将这一次雅集绘成《西园雅集图》，后来诸多画家包括马远、刘松年、唐寅、丁观鹏等，都摹绘过此图。据米芾所撰《西园雅集图记》，西园雅集中就有鉴赏古玩的节目：“孤松盘郁，上有凌霄缠络，红绿相间。下有大石案，陈设古器瑶琴，芭蕉围绕。”



《听阮图》

而从上文提到的刘松年《博古图》、张训礼（传）《围炉博古图》中，我们又可以看出，宋人在鉴赏古玩的时候，又会摆上茶具，煮水烹茶，好不清雅。难怪王国维说，“汉、唐、元、明时人之于古器物，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”。今天许多人跟风玩收藏，恐怕更是抱着捡漏发财的功利之心。

琉璃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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