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禅,是梵文Dhyāna音译“禅那”的简称。“禅那”最初翻译为“静虑”、“思维修”,“静虑”出自《大学》: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这里的“禅”即是禅定,僧人通过打坐止观双运修禅得定,它是佛家六波罗蜜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——六种到达彼岸的方法。
禅宗是汉传佛教的一个宗派,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。禅宗主张“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;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强调明心见性。禅宗的出现是佛教思想的极致化表现,这里的“禅”指的是一种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智慧。
《禅源诸诠集都序·卷上之一》批判了将“禅”直接等同于真性、法性、如来藏藏识、佛性、心地的看法。“禅”只是六度之一,万行归于六度,六度皆可契入真如。而且“禅”有很多种并不是所有的“禅”都可以达到禅门最高境界。譬如“欣上厌下”是外道禅、“正信因果,亦以欣厌而修”是凡夫禅、“悟我空偏真之理”是小乘禅、“悟我法二空”是大乘禅,“顿悟自心本来清净,元无烦恼,无漏智性本自具足,此心即佛,毕竟无异”才是最上乘禅。
圭峰宗密将“禅”的定义从达摩开始作为分水岭,达摩以前是四禅八定的“禅”,达摩以后是如来清净禅。他认为如果对禅法只是笼统认知而没有“教”的基础,会将小悟视作顿悟以至于偏离“禅”的最高妙旨。
“经是佛语,禅是佛意”,圭峰宗密一直在努力调和禅教的关系,立足于教谈禅才能有所依傍有的放矢,以禅法解教法之腻才能一语中的破立相参。蕅益智旭说“宗者无言之教,教者有言之宗”,只有禅教俱通宗说双美,才能方便行事。
如今很多谈“茶”说“禅”者,尚未对禅门、教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,仅仅知道些茶技、茶艺,便茶来茶去。多有技高一筹则才高八斗之意。实在是“有相”是真的有,“无相”是真的无。
木心说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,酒气到明清散光,“五四”再把酒倒光,掺进西方的白水,加酒精。这种说法委婉而真实。
茶,当是在唐朝浸润在宋代四溢。
《都城纪胜》记载南宋谚曰:“烧香点茶,挂画插花,四般闲事,不讦戾家。若其失忘支节,皆是祗应等人不学之过。”
南宋人认为“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”这些事情都是行家里手去做的,主事者要有一定修养一定审美且经过训练,然后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。宋代人真的很会享受生活中的雅趣,对于茶而言这就是茶道。
相对于茶禅之议的深邃,茶道就显得更深沉缓和许多。茶道思想很好的融合了生活、艺术、老庄、禅宗,它绝不是一种纯唯心的理论,更不是一个章程化的范式。
茶道出现的背景与唐宋时期的思想环境、社会氛围有极大的关系,那个时代消失了就很难重新演绎那份自然天成的“心机”。尤其是元朝对汉文化的冲击以及元明以后对饮茶方式的颠覆,让原本“且微且妙”的茶道已然遁行。
日本对于茶道的继承显得小心翼翼,少了一份从容,这也很符合他们的民族性。基于这种“日本化”的茶道思想,日本人总结提炼出了“侘寂”的概念。“侘”指的是一种自然残缺下的不完美之美;“寂”指的是因时间流逝而导致无常之美。这种阐释都深深的与道家的“道法自然”“逍遥”“无为”,佛家的“诸法无常”“破执”“无诤”暗暗契合。
很多人会认为茶席之中的茶艺部分不重要或是锦上添花,然而在茶文化当中行茶当然不是徒有虚表矫揉造作的行为。即便将茶艺看做一种美的体现,欣赏之玩味之,也还是不到位。茶席之上收神摄心,体会过程中的点点滴滴,止观并运刹那相继。
一时,扑面而来;瞬息,荡然无存。
因此那些看似是形式的东西反而是“药引”。况且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,奉神敬主供斋设醮的科仪律例。追究其初衷,绝不是也本不该流于形式。佛家以上供下施为根本行持,茶也有供茶施茶之别。
在唐密之中有金刚乘茶道,也即“金刚茶”。破解法门寺佛指舍利塔地宫唐密曼荼罗的吴信如大德,根据地宫中一套唐僖宗供佛所用的茶具,挖掘出唐密曼荼罗中之茶供养法的奥义。
吴信如大德将茶文化分为四类:生活之茶、礼仪之茶、禅之茶、佛果之茶。生活之茶指饮食,礼仪之茶指交际,禅之茶指修定之用、禅门之法、日本茶道,佛果之茶阐发诸佛秘密般若缘起性空诸法实相。
坐禅者饮茶调息,参禅者以茶印心,修密者供茶观空。因此吴信如大德在禅法上,依照息、心、色,对应出如来禅、祖师禅、秘密禅。
如来禅着重息法,断惑证真,转识成智;
祖师禅着重心法,明心见性,即心成佛;
秘密禅着重色法,入我我入,即身成佛。 金刚茶入门口诀“茶字本不生”,脱胎自密教要义“阿字本不生”。
本不生,而有;
本不生,是空;
本不生,为本。
故说:禅即是大密,茶法本共法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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